6月20日，由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暨南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之治：制度优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冲击”研讨会暨2020年中国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论坛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和网络平台举行。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彧出席会议并致辞。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主持会议。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彧在研讨会开幕致辞中表示，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挑战与冲击。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面对疫情挑战中经受检验，中国的制度优势在应对本次疫情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疫情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充分体现了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制度优势。”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应急管理学院院长蔡立辉教授表示，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转化为抗疫效能，做到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为打赢抗疫战争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童星教授以“应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机制”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焦点。在应急管理研究方面，关键议题之一就是关于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研究。应急管理效能是指应急管理中呈现出的实际效果和能力，本质上是作为结果的安全与作为目标的安全之吻合程度，其生成主要取决于目标上的“安全优先”、结构上的“一体多元”、过程中的“计划适应”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总体来说，应急管理效能是动态成长的过程，但应急管理过程又是受制于应急管理结构的。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高小平研究员提出，制度研究可以建立“结构-运作-保障”三维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应急管理制度可以分为结构性制度、运作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三类。他从含义、突出优势和制度安全三个方面分别深入阐述了各类应急管理制度。最后，他强调要坚持正确安全观、坚定制度自信、增加制度供给、提高制度耐力和发挥制度优势，进而提高制度的安全性。

     西安交通大学朱正威教授表示，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同时也为健全应急管理法治提供了机会窗口。他认为，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方面，法治体系需进一步解决应急管理体系的条块矛盾和体制的矛盾，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需要更加健全的法制框架予以规范。他建议尽快启动国家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程序。应急管理体系转型期的协调联动问题需要法治予以保障。同时，在应急处置的过程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公民权益需要保护。

     中共中央党校中欧应急管理学院佘廉教授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构”为主题展开论述，主要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的极端测试意义、基于城市应急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基于城市智能化的社区治理功能三个方面。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社区的生活秩序保障、疫情防控和抗疫复产均衡提出了挑战。其次，疫情期间，基于城市应急的多主体社区治理结构凸显了许多问题。此外，他提出，社区突发事件下社区的多主体关系是基于通讯构建的。在此背景下，社区应建立韧性全能的新型功能，探索基于智慧城市的社区治理模式。

     中国科学院陈安研究员简单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各国的应对策略。随后，他重点阐述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应对的“四性”与“八化”。其中，“四性”主要是指原则性、优越性、专业应和成效性。“八化”包括全面化、协调化、体系化、科技化、机制化、国际化、法制化和长期化。最后，他展望未来的公共卫生事业需要更新的机制和更多的机制。

     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蔡立辉教授分享的主题是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制度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我国极快控制了事态，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优势。然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如何优化制度安排？蔡立辉提出，要对应急管理机构重新定位，将其定位为综合管理部门，而不是专业化的职能部门，强化其统筹协调和综合管理职能。同时，各级政府应重新考虑恢复应急委这一协调议事机构，由其行使统筹协调的职能，在其之下，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自然灾害事件和生产安全事件、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公共卫生事件、公安部门负责社会安全事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瑞昌教授以中国抗击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结合自身参与上海市抗疫过程，对方案导向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展开论述。他总结了中国的抗疫经验，探讨了导致成功的机制，以及中国抗疫的政府行动逻辑。他对问题的思路、分析框架、案例概况与分析展开了深入讨论。基于以上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方案导向”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与以往的问题、目标、结果导向不同，但该分析框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顾林生介绍了疫情期间日本的应对策略。首先，他提到疫情期间日本需要解决新冠患者和一般患者的基础病、一般医疗跟新冠医疗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快速启动国内防控疾病的警报系统、广泛地向民众发布信息、统筹协调管理体制、讨论与完善法律、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对策、尊重地方自治、关怀弱势群体等措施。最后，他认为，日本的应对机制与我国的应对机制可以互补，实现机制优化。

     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郑石明教授的发言聚焦于应急管理和协同治理的融合，建构一个应急协同治理框架。治理框架主要涵括政策、数据、制度三个维度。他以2003年“非典”（SARS）和2019年“新冠肺炎”（COVID-19）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政策网络规模显著扩大，政策协同路径从原生灾害防治为主转向原生和次生灾害防治并重；二是中国已从单纯政府内部间的数字协同，转变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信息、技术、服务多元协同模式；三是制度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防灾科技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防灾科技学院应急管理学院唐彦东教授从公共物品、国家结构形式与应急管理体制的关系两个视角切入，试图寻找世界各国不同应急管理体制背后的内在规律。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公共物品可划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地区消防。国家结构形式可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在不同的结构形式下，应急管理机构专业化性质可分为综合协调体制和专业管理体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与管理体制类型的基础上可以描绘出一个国家的应急管理体制。

    天津师范大学应急管理研究中心温志强教授的发言主题是“板块融合”到“化学反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急管理体系构建，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在新时代中，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人员、技术、业务、地位、区域壁垒，以及职能界限不清、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等方面。另一部分关于应急管理体系完善的路径，具体可从发展的理念、目标体系等方面入手。面向风险源、应急管理案例库构建等新变化，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应急管理学科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彧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教授以“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挑战与机遇”为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当前应急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成为供需矛盾、教育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专业化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变得十分迫切。应急管理二级学科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专门聚焦突发事件及非常态情境下政府及公共部门如何有效运作管理的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专门学科，需要高度重视和独立设置。他从学科简介与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他认为，在应急管理学科建设上，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等早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最后，他从公管学科方向拓展、服务应急科研需求、培养优质研究人才和应急学科深化整合四个方面介绍了应急管理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

    应急管理院长论坛上，国内各高校应急管理相关院校、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围绕新时期应急管理专业教育应当如何建设与发展，各高校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情况，经验与教训，以及应急管理专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的内容研讨新时期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

     当前应急管理学科面临着系列发展机遇。全国各类事故总量依然偏大、自然灾害损失仍旧偏重，特别是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且呈现发生类型复杂化、波及范围扩大化、影响时间持久化等特点。同时，现在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成、应急管理部门组建后，全力构建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能力体系，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的关键时期。蔡立辉表示，“加强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项紧迫任务，又是一项长期任务。这为应急管理专业开办提供了广泛的社会需求，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